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五日，闖王李自成率大順軍抵達北京城北郊的居庸關。這裡是北京城的最後一道天險，然而關隘卻無人防守，明朝總兵唐通出降。三月十六日，大順軍到達昌平。昌平巡撫何謙逃走，總兵李守自縊。大順軍乘勢焚毀瞭明十二陵的享殿。十七日，他們已經到達瞭阜成門外，將北京城包圍。
▲崇禎皇帝，朱由檢
這時的李自成，命令一位投降瞭自己的明朝太監杜勛入城，要與崇禎皇帝朱由檢談判。在十七日的夜裡，杜勛用箭向北京城頭射瞭一封信，說他要見皇帝，太監王承恩將他用繩子拽瞭上來。杜勛告訴崇禎帝，李自成開出的條件是：割西北疆土給他，另立為王，此後他將不奉詔、不入覲。另外，再給白銀100萬兩犒軍，他就可以暫退河南。
接下來發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隊伍勢如破竹，在三月十七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檢倉皇出逃，在故宮後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樹上。
這裡就有一點讓人搞不懂：以李自成的實力，打敗眼前的明朝軍隊根本不是問題，又何必開出“西北王”的談判條件？如果朱由檢真的答應瞭，他還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進軍北京的路上，二月，他曾在寧武關與明軍有過一場激戰。那一仗，明朝守軍不過幾千人，李自成的人馬有幾十萬，但明軍守將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順軍還中瞭明軍的計，讓人包瞭餃子，一下子折損幾千人。最後，李自成用人海戰術，前赴後繼以數萬人的代價，才拿下寧武。
慘勝之後，李自成心有餘悸，說前面的關隘還有很多，都這樣打還受得瞭？不如先班師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們想退之時，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總兵的降表，於是又改變計劃，決定繼續向北京進發。
所以，或許可以這樣推論，連李自成自己都沒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輕松。按理說，他在寧武關遇到的隻是一員總兵官的部隊，那麼防守京城的，豈不是明朝最精銳的禦林軍？
▲李自成
“老鼠‘消滅’瞭明朝”
然而，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所面對的北京，實際上已是一座病疫蹂躪下的鬼城。
後人在講到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這段歷史時，往往都註重講政治大勢、軍事攻防，歷史學傢們很少有人關註到這場發生在崇禎十六年（1643）北京城的慘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曹樹基教授在他的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1580~1644）》中，提出瞭明末華北地區流行的大疫實際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與李玉尚合寫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又對此觀點進行瞭完善和補充，明確提出：“老鼠‘消滅’瞭明朝。”
曹樹基的史料根據，大部分來自華北一帶清朝末年的地方志。
根據他的勾勒，這場大疫，是從崇禎六年（1633）到崇禎十七年（1644）間流行的，發源地大致在山西的興縣，然後到大同，再到潞安。接著，鼠疫傳到陜西的榆林等地。
崇禎十四年（1641）時，大疫傳到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那裡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的記載。
崇禎十六年（1643），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發生瞭大疫。
為何判定北京的這場大疫是鼠疫？
曹樹基查到的地方志記載和明人當時的筆記，人們稱這場大疫為“疙瘩瘟”“疙疽病”，這實際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而當時的傳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剛準備去溫州赴任，他的一個仆人死瞭。他命另一個仆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久不見回來，原來他竟然死在瞭棺材店裡。有一對新婚夫婦，婚禮之後，夫婦坐於帳中很久沒有出來，打開帳子一看，夫婦兩人死於床的兩頭。隻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的威力。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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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劫》劇照
臺灣的著名明史專傢邱仲麟，於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與帝國醫療體系的應變》一文中，對北京的這場大鼠疫有更詳細的描述。到崇禎十六年（1643）四月時，北京每天死的人數已達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連街頭玩耍的孩子都沒有瞭。
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生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萬到100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瞭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邱仲麟寫道。
當時的北京城裡盛傳種種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間整夜敲擊銅鐵器驅鬼，“聲達九重”，官方也沒法制止——這是怎樣的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
這時候，政府還能做點什麼呢？當時的皇帝似乎已經顧不上這事兒瞭。
雖然在崇禎十六年（1643）二月疫情就爆發瞭，但直到七月，駙馬鞏永革上書說，請皇帝“軫念孑遺，亟賜拯救”，這時朱由檢才下瞭一道諭旨，撥銀萬兩，令五城巡城禦史收埋死屍，再撥一千兩銀子給太醫院，醫治病民。
然而病人、死人太多，這點銀子杯水車薪，根本不夠用。
其實，即使貴為宮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當時有位叫張真人的法師來到北京，剛出宮不久就被皇帝叫瞭回去，命他施咒、誦經來祛除病魔，但死亡的人數仍不見少。開始宮中每死一人，還能得到四千文錢的撫恤，後來，連這個錢也沒瞭。
可以想象，這時駐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怎能幸免於瘟疫。
▲《大明劫》劇照
邱仲麟寫道，當時在北京的守軍，名義上有十來萬，大疫過後，少瞭一半。他引用一位明朝遺民張怡的說法，當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上城墻上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湊不台中二手廚具買賣齊。
不過，明朝的軍隊向來腐敗，駐京城部隊吃空額的現象由來已久。也就是說，原來到瞭軍隊發餉的時候，還可以叫許多百姓來頂替領餉，比如，叫來許多小商販或衙門班役來充場面，但現在百姓死的太多，連頂替點名的人手也湊不齊瞭！
不但是士兵、小販、雇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瞭。
當時的守城將官低聲下氣地求人來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檢下令讓太監三四千人上瞭城墻。
到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到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到瞭西直門時，京城還沒什麼像樣的防禦，而士兵們每天隻有百餘文錢去買粥充饑，這怎能抵擋李自成的精銳之師？
有史料說，當時的明朝軍隊打仗，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動，軍官“鞭一人則一人起”，可是這個起瞭那個又趴下，說他們是軍心渙散也罷，全無鬥志也罷，或許，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這裡也同意曹樹基的看法：崇禎十六年（1643）的大鼠疫，間接造成瞭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大明劫》劇照
戰爭與病菌：對應與不對應的關系
但是，這裡仍有疑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李自成的隊伍攻進一個大疫之城，他們自己難道不會被傳染？
第二個問題就是，李自成僅僅在北京待瞭42天，接著是另一撥改朝換代，清朝人進來在北京建都，他們不會感染上大疫？
曹樹基對此的解釋是，李自成進城的時刻恰逢其時。
這個時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經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為天氣轉暖，還尚未流行開來。
這裡要解釋一下腺鼠疫與肺鼠疫的區別。
一般人們都知道，鼠疫是一種由老鼠傳染的烈性傳染病。具體來說，是由老鼠身上所帶的跳蚤，將鼠疫桿菌傳染給瞭人，這是腺鼠疫。
腺鼠疫的顯著特征，就是淋巴結腫大潰爛。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轉化而來，表現為劇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厲害，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已經不需要老鼠作為中介，類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氣溫低的條件下。
“每一種疾病，都有每一種疾病的機理。腺鼠疫的流行，到瞭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時，它就會平息下來。這個時候李自成來瞭。如果李自成早幾個月進來，他們也會被鼠疫消滅掉。不過，最終清軍還會進來，這個大趨勢不會變。歷史的演變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樹基說。
在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進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後，從曹樹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還在繼續流行鼠疫。疫區一直延伸到瞭蘇州、杭州。從癥狀的描述來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大明劫》劇照
今天，人們可以在網上看到關於鼠疫與明末清初歷史變局的各種假說。
有人說，李自成的部隊後來與吳三桂及清軍的決戰之所以大敗，就是因為義軍士兵在北京已經感染瞭鼠疫，喪失瞭戰鬥力。
到後來，李自成屢戰屢敗，一潰千裡，就是這個原因。而清軍占領北京後又遲遲不南下，聽憑南明建立流亡政府相抵抗，也是這個原因。
對此，曹樹基並不認同。“李自成進北京後，鼠疫對戰爭應該是沒有直接的影響瞭，後來發生的那些都屬於政治史瞭。至少從史料上來說，沒有李自成及其部將士兵染病的記載。”
“這一點確實比較詭異。從歷史記載上來看，李自成的部隊經過的地方，都變成瞭疫區，發生瞭大疫，但是確實沒有李自成部隊本身受感染的記錄。”
作為歷史學傢，他們對歷史的發展進程可以有各種猜測，但是落實到結論上，則必須要有證據。
關於戰爭與疾病的因果關系，曹樹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寫過一篇論文，講述太平天國戰爭時，霍亂的流行怎樣對這場戰爭產生瞭影響。
▲《大明劫》劇照
在同治元年（1861）七月，太平天國戰爭已經到瞭決戰時刻。清軍一方，曾國藩的部隊本來已經形勢大好，滿以為可以一舉拿下南京。不想，一場兇猛的霍亂使得“士卒十喪四五”，死去的人數以萬計，有時軍中的病人連侍候服藥的人都沒有瞭。
“這個時候，正是太平天國一方大舉反攻的好時候。可是，霍亂同樣襲擊瞭他們的軍營，使得他們也無力進攻。這樣一來，戰爭陷入瞭僵持。本來預計馬上會結束的戰爭，又拖延瞭三年。”李玉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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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響戰爭的事例。而李玉尚能夠寫出這樣的論文，得出這樣的結論，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來自曹國藩的書信。
在以往，人們隻關註明末清初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在正史中，關於這段歷史時期的疫病記載不但少而且中古餐飲設備收購相當模糊。曹樹基說，他做這段研究時，大多看的是地方志；而邱仲麟的研究，歷史資料大多是來自明人的筆記。
如果我們仔細去對應戰爭的軌跡與疾病的軌跡，仍會發現許多對不上的地方。或許，疾病流行本身的規律，我們還沒有悟透；或許，當時的記錄者也好，後世的閱讀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換代的大事變所遮蔽，已經無暇關註在翻天覆地的狂飆之中，那藏在人間角落裡的小小老鼠瞭。
▲《大明劫》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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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鼠：戰爭與和平
但是，事情還沒有完。曹樹基在做鼠疫研究的時候總在想，它最初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明末的幾場大鼠疫，都是從山西開始的？
他開始註意到，自明清以來，山西長城口外地區的自然環境發生瞭巨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從這時候開始，有大量漢人遷入，原來大片的牧場被開墾成農田，這裡的生態環境變瞭。
歷史記載，大批漢人進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間（1533~1534），大同邊衛發生變亂，許多漢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汗。他們還大肆招徠漢族逃民在那裡耕田。也有記載說蒙古俺答汗也從內地擄掠漢人過去，從事農耕。
本來在草原上生活著大量的老鼠，它們中也會有攜帶鼠疫桿菌的病鼠，“但是，隻要帶菌老鼠的種群小到不足以傳染流行，就沒關系。在草原上一般就是這個情況”。曹樹基說。但是，如果大量的人過去，改變瞭這種關系，情況就不同瞭。這時，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就大大增加，特別是在發生旱災的情況下。
據鼠類專傢的研究，一旦發生旱災，老鼠就會到處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竄到瞭人類的集中居住地。而因為它們吃不飽，會導致體質變弱，這時它們身上帶的跳蚤會格外多。幹旱使鼠洞內溫度相對升高，又促進瞭鼠疫桿菌在跳蚤體內的繁殖速度。
這時的老鼠對人就相當危險瞭。可是恰恰這時，人們——受瞭旱災的饑民們，偏偏要到處找老鼠。他們需要刨鼠洞裡的糧食充饑。可以想見，這時人們帶回傢的，不僅僅是老鼠們存下的糧食，更有老鼠們身上的跳蚤，和跳蚤所帶的鼠疫病菌。
▲《大明劫》劇照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歷史記錄，關於災荒，特別是旱災的記錄觸目驚心：萬歷十年（1582）、十五年（1587）、四十五年（1617），都曾發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禎十四年（1641）之後，是連續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之後。
旱災發生後，災民們會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隨之四處擴散。而像北京這樣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就會隨著它向外輻射的條條官道，把病菌傳到帝國的四面八方。這還是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一旦旱災、瘟疫和戰爭同時出現——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社會就開始崩潰瞭。
如果沒有戰事，或許明朝政府還可以集中精力去應付災荒。但明朝末年，明王朝面臨著強大的外敵入侵。為瞭應付遼東防務的沉重負擔，於是加緊對社會攤派苛捐雜稅，又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激起一輪又一輪的民變。戰爭，又導致災荒和疫病的後果成倍擴大，最終無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北京城換瞭三個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奪去瞭生命。據曹樹基估計，明末的崇禎年間，死於鼠疫流行核心區即山西、直隸、河南三省北部的人口，要占到這三個省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災荒、疫病、戰爭，17世紀40年代的中國，這幾種因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靈塗炭、山河破碎。據學者統計，明清易代之際，因非正常死亡，中國的人口減少瞭四五千萬。
人類已經與鼠疫搏鬥瞭千百年，付出過數千萬也許是上億人生命的代價。“要是能消滅鼠疫這個病，就好瞭。”在采訪結束時，我們不禁感慨道。
“不可能的。首先老鼠就消滅不掉。再說，你想過沒有，其實鼠疫病菌也是控制老鼠數量的一個因素呢”，李玉尚笑道。
大自然的生生循環，就是這樣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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